金年会- 金年会体育- 官网APP中信建投 “十五五”规划学习系列一：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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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消费领域的限制性措施是下一步大力提振消费的政策抓手之一。我们从汽车消费、住房消费、高端消费限制、新型消费约束、进出口消费限制、消费税收负担、市场准入壁垒、行政干预检查、个人闲暇约束等九个方面总结了目前消费领域的限制性措施，并对未来潜在的政策演进方向进行了判断。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的取消将同步激活供需两端，在购车置业、奢享出游、创业休闲等场景实现全面松绑。一方面，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氛围快速提升，另一方面，企业“敢投资、快落地、少打扰”环境同步优化。当内需潜力持续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巩固。

　　“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指出，大力提振消费，“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202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若干重要问题》中明确，“全面清理制约消费的政策措施，构建稳定长效协同的消费政策体系。”2025年7月，国常会强调“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系统清理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合理限制”。为落实相关政策部署，进一步激发中国内需市场潜力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将出台一系列减少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的政策，本篇报告梳理有哪些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以及潜在的改善空间有哪些。

　　政策核心在于构建“分类监管、包容审慎、国际接轨”的精准监管体系，通过清理汽车、住房等领域的消费不合理限制，如鼓励限购城市放宽车辆购买限制，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逐步放宽房地产限购政策和境外人士购房限制，以释放消费活力。同时，政策聚焦消费市场的转型和创新。对于高端消费，从单纯的“消费管理”转向“产业培育”与“服务升级”，简化审批流程并降低税负，以促进体验型消费崛起。对于进出口消费，通过扩大免税店设置和推进“即买即退”离境退税，提升消费便利度，进一步拉动国内外消费需求。在市场准入方面，发布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大幅减少隐性壁垒，推动“非禁即入”，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同时优化税制结构，减轻居民税负，推进税收“放管服”改革。最后，优化假期时间和放假频率，突破现有闲暇约束来激发服务消费新增量。

　　消费，始终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更是驱动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第一引擎”。2025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稳居“三驾马车”之首。然而，当前消费复苏仍面临深层梗阻：汽车“限购”压抑真实需求，房地产政策制约改善型住房释放，服务消费领域准入壁垒高企，新消费形态遭遇制度滞后……这些结构性与制度性“堵点”若得不到系统疏解，将严重制约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的充分释放。

　　2025年8月18日，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系统清理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既着眼于短期经济企稳复苏，更致力于中长期内需体系重构；9月5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五方面19条举措，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促进民生改善和消费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是一项具有战略前瞻性的制度安排，旨在通过刀刃向内的改革，破除束缚消费活力的体制障碍，为“十四五”收官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目前汽车消费长期受到牌照配额制度的限制，主要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分配指标。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但也明显抑制了新车销售和相关产业的增长，对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构成了内在的抑制作用。以北京为例，2024年12月北京第二期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摇号，有66.3万个家庭与266万个人共同竞争仅9600个指标，家庭中签概率不足1%，个人更是低至千分之一水平。新能源车排队情况也并不乐观，截至2025年3月的申请，经审核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532942个有效编码，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14600个。

　　“鼓励限购城市放宽车辆购买限制”，已经是国家相关多个主管部门今年以来在政策中屡屡提及的方向。目前，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天津市、杭州市、深圳市等地区尚未完全取消购车限制。其中，为进一步贯彻国家和地方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等相关决策部署，多个地区积极优化政策，放宽汽车限购。2023年，杭州针对摇号72次及以上未中签的市民增设了“久摇不中”小客车指标，符合条件者可直接申领购车指标。北京也多次向无车家庭定向增发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在2025年5月，在已增发4万个新能源指标的基础上，再次增发2万个新能源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北京无车家庭获得新能源指标。除贵阳、海南全面取消新能源车限购外，深圳、广州、天津通过增加指标投放或优化摇号、社保等规则的方式放宽限购，符合政策鼓励方向。为缓解放开限购措施后可能出现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比如，推广拥堵收费、差异化停车收费等经济手段，引导合理用车；完善智能交通系统，利用大数据优化交通流量管理；加强一人多车管理，释放低利用率车辆名额等。

　　近年来，我国针对皮卡车型的政策限制虽有所放宽，但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皮卡已逐步摆脱单一的工具车属性，转变为集家庭、多功能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车型，然而政策层面的多重制约仍是其市场潜力释放的主要障碍。截至2022年底，公安部数据显示全国97%的地级以上城市已基本放开皮卡进城，“解禁”成为主流趋势。然而，政策松绑的进程并不平衡，例如，北京等核心城市依旧实施严格的管控，而上海、昆明等其他重要城市则通过“限时、限路段通行”等有条件放宽的方式，试图在释放皮卡市场潜力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之间寻求平衡。除了城市通行权，皮卡在高速公路上的路权问题也亟待解决。目前，皮卡仍被归类为货车，其最高时速被限制在100公里/小时，且不能在快车道行驶，也无法享受节假日高速免费通行的优惠。年检制度和强制报废规定也对皮卡市场构成严重束缚。用于日常通勤或休闲玩乐的皮卡产品基本与乘用车无异，却执行严苛的年检政策，10年内每年一检，10年后半年一检，这与乘用车的宽松标准形成巨大落差，且15年期满时车辆状态往往极佳，强制报废无异于变相的资源浪费与经济损失，更导致了皮卡的残值率暴跌。以上束缚还意味着皮卡市场的发展仍受困于多重政策壁垒，距离彻底突破政策藩篱、全面赋予其与乘用车同等的城市通行权尚需精准发力。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演进历程中，限购政策是我国房地产调控的重要手段。作为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限购政策曾在特定历史时期有效遏制了投机性购房需求，进而稳定了市场价格预期。然而，过度依赖此类行政干预手段，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诸如抑制了部分合理的住房需求，还可能致使市场供需信号出现失真。

　　自2010年4月北京率先实施住房“限购令”以来，该政策已历经超过十五年的发展。在这段时期内，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多轮波动，限购政策也随之在收紧与放松之间反复调整，并最终进入逐步退出阶段。特别是在2022年之后，限购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松绑。到了2023年至2024年，核心城市密集取消或放宽了限购。截至目前，仅有北京、上海、深圳以及海南部分地区仍保留部分限购措施。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调整住房限购政策”后，广州和天津等城市迅速响应并全面取消了限购。2025年8月，北京和上海先后对限购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以北京为例，其新政取消了五环外区域的新房及二手房限购。具体而言，符合条件的京籍家庭以及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满两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外购房不再受套数限制。同时，成年单身人士的购房政策也参照家庭标准执行。

　　北京和上海此次并未全面取消限购，而是选择性地放松了外围区域的限制，这一策略反映了一线城市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的精细化调控逻辑。此举既是对短期市场压力的务实回应，也包含着中长期城市发展的战略考量。政策旨在通过定向放松举措，加速远郊区域的库存去化进程，同时通过保留核心区域的限购政策，维持房价的稳定态势。保留核心区域的限购，可以有效避免全面放开可能引发的投机性回潮，并通过社保年限等条件筛选出真实的购房需求。随着北京、上海的相继调整，市场普遍预期深圳也有望跟进，这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促进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展望未来，虽然限购政策可能进一步放宽，但考虑到稳定房价和防范投机风险的需要，核心区域的限购措施预计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未来的政策制定应更为审慎，可采取诸如适当缩短社保年限门槛等举措，在保障合理住房需求与防范系统性风险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而非简单地“一放了之”。

　　除国内政策调整外，针对境外人士的购房限制亦在逐步放宽。回顾往昔，2006至2010年间的“限外令”曾严格规定，境外个人（不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华侨）在中国境内仅能购置一套自住住房，同时，他们还面临着跨境购房的“付款困境”，即购房者需先取得备案证明方可结汇，而开发商则要求先支付首付款项。近期，这一障碍正逐步得以清除。2025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通知，将“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居民购房结汇便利”的试点经验推广至全国，从而解决了困扰境外购房者长达十余年的“付款难题”。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境外个人在境内购房结汇需满足特定条件，例如在境内工作超过一年的证明以及无其他境内住房的承诺。9月2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深化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境外个人在满足房地产主管部门及各地购房资格条件下，在取得房地产主管部门的购房备案证明文件之前，凭购房合同或协议先行在银行办理购房所涉外汇资金结汇支付，后续再向银行补交购房备案证明文件，便利境外个人境内购房结汇支付。境内购房结汇支付便利不改变境外个人境内购房政策”。此举被认为显著激发了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置业潜力。例如，自2024年以来，

　　在广州番禺开发的峻銮楼盘，其成交量中近七成来自香港买家。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而言，新规的实施将带来显著的边际改善，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和湾区溢出效应明显的地区。新规能够将首付款的到账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数日，从而提高了交易的确定性。在放宽结汇便利后，下一步的政策趋势可能是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放宽对境外人士购房数量的限制。

　　中国高端消费市场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传统物质性消费面临下行压力，但与此同时，以旅游、健康为代表的体验型消费正在崛起。在别墅、游艇、私人飞机等特定领域，尽管长期存在消费限制，但政府的政策导向已从单纯的管制转向以产业培育为核心的精准支持。政策限制层面，高端消费领域受到多部门管理、审批繁琐等制度性约束。早在1994年，为提升土地利用率，国家便出台规定限制别墅用地，此后政策限制不断升级，“禁墅令”范围逐步扩大，土地供应愈发稀缺；私人飞机与游艇领域类似，面临多头管理困境，政府机构的管辖范围重合且职权不清晰，例如在珠海一艘游艇出海需要向海事局、公安、海警等多个部门报备，手续极为繁琐，且面临空域管制及用海权限制。高昂的税负与运营成本也限制了高端消费行业发展。游艇进口被视为货物进出境，需要缴纳高额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尽管海南等特定区域已探索实施游艇“零关税”政策，但在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关税担保金制度对消费者和企业而言仍是巨大的财务负担。例如，一艘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游艇，其担保金约为100万元。

　　针对以上消费限制，政府已开始采取积极措施，逐渐从单纯的“消费管理”转向“产业培育”与“服务升级”。202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发展游艇、低空飞行等新业态。别墅建设方面，2024年12月1日生效的最新政策调整了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和土地增值税预征率。针对面积达14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唯一住房，契税税率调整至1.5%或更低水平。同时，部分城市取消了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的划分标准，并统一降低了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游艇方面，广东省已制定《推动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计划到2027年建成不少于2500个游艇泊位，注册游艇数量超过4000艘，并力争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深圳也已实施游艇“免担保”政策，大幅降低了游艇自由行的成本。私人飞机方面，将私人飞行消费作为发展“低空经济”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规划到2025年末建成500个通用机场，并建设低空飞行服务站，完善低空通信导航监视系统，以及构建服务省际、城际、城市、城乡的“干-支-末”低空航线网络。未来，政策有望进一步开放，围绕简化审批、产业培育与产业生态建设几个核心点展开，全面释放中国高端消费的巨大潜力。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之一，低空旅游、消费级无人机、自动驾驶等融合人工智能等多种新型技术，在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特色文旅等生产生活方式上实现多元应用赋能。这类新型产业具有显著的高科技含量、创新要素密集以及产业链长的特点，因此，其发展需要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政策支持。

　　然而，当前部分政策约束限制了新型消费发展。以消费级无人机为例。政策约束主要集中在飞行管理和产品准入两个维度。在飞行管理方面，民航局规定所有起飞重量超过250克的无人机必须实名登记，飞行高度限制在120米以内，且严禁在机场、军事禁区等敏感区域飞行。在产品准入方面，无人机需通过无线电型号核准认证，并接入民航局无人机云系统进行实时监控。这些规定虽然保障了航空安全，但也显著增加了用户的使用成本和操作门槛。飞行区域的限制使大量城市区域成为禁飞区，大幅缩减了无人机的使用场景。复杂的审批流程也导致潜在消费者放弃购买。此外，高额的登记费用和保险要求进一步抬高了使用成本。

　　以低空经济为例，过去该产业发展面临以下主要矛盾：对新型产业业态的发展规律认知不足，且缺乏系统性规划，导致资源配置失衡。在低空经济这一新兴领域，部分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对其发展规律缺乏深入认知，致使发展理念出现偏差。部分地区忽视自身产业基础和实际需求，盲目追逐热点，引发‘一窝蜂’式的无序竞争，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部分应用场景盈利困难。例如，在物流配送和低空文旅等热门领域，因急于求成，多地重复建设基础设施，致使公共资源严重浪费。传统空域管理理念与新型业态需求存在根本性冲突。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是低空经济高效运行的关键，然而我国现行的空域管理仍以高度集中、军方主导的传统模式为主。这种模式与低空飞行活动的健康发展需求存在根本性冲突。许多管理人员的思维仍停留在有人驾驶航空器时代，对无人机等低空载具的应急响应机制探索不够。

　　此外，落后的管理理念致使相关产业政策供给滞后，阻碍了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的推广与普及。从体制层面看，低空经济发展涉及多元主体治理，目前仍面临条块分割与权责模糊的深层问题。低空经济的发展需多方协同治理，然而当前仍面临条块分割、权责模糊等深层问题。其管理格局复杂，涉及空域管理、设备适航审定、技术标准与频谱分配、安全执法，以及地方政府统筹规划等多项职能。由于其固有的复杂性，尚未建立起健全的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技术可靠性、空域协同监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存在短板，部分职能交叉重叠，导致监管责任不明，甚至出现监管空白。面对以上矛盾，现有政策正在逐步推动新业态制度性松绑，鼓励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发展。未来政策导向可借鉴发达国家分阶段开放低空空域的做法，创新“先试点、后推广”机制。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发达、航空产业基础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率先在“低空+物流”“低空+应急救援”等成熟应用场景进行试点。通过划定特定区域并逐步开放，依据试点效果调整开放领域与空域高度。在青海、内蒙古等经济欠发达、人口分布分散的地区，可探索更广阔的低空应用场景，并在试点中不断完善政策，待模式成熟后向人口密集区域推广。

　　针对国内消费市场，我国政策不断推动扩大免税店设置，以此提升出入境消费便利程度。我国免税店此前在选址与布局上受限，销售场所须设于口岸隔离区内，如机场、港口、车站等，且申请设立口岸免税店的口岸，年进出境人员不得少于5万人次。自2024年10月1日起，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在广州、成都、深圳、天津、武汉、西安、长沙和福州等8个城市各设立1家市内免税店。同时，原有北京、上海、青岛、大连等12家外汇商品免税店及哈尔滨外汇商品免税店，需在3个月内转型为市内免税店。且政策鼓励市内免税店销售国货“潮品”，将具有自主品牌、有助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产品纳入经营范围。这一政策对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具有积极拉动作用，其影响将同时作用于供需双方：在供给方面，市内免税店扩围在更广地理空间搭建了免税平台，将直接带动生产、推广、物流、仓储等相关产业链环节的发展；在需求方面，除直接拉动免税商品消费需求外，还会通过持续优化免税店运营与管理，在更多环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此外，新增设市内免税店的城市，将为旅游目的地提供新的消费聚集点，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为旅游消费注入新活力。未来，这一政策有望进一步开放，扩大覆盖范围，从而进一步推动“免税经济”发展。

　　为提升外国人入境消费的便利程度，我国积极推进“即买即退”离境退税政策，配合免签政策的持续发展，更快捷、便利、顺畅的购物体验正成为拉动境外游客在华消费的新动力。传统的离境退税流程需经历“购物－离境－退税”三段式环节，程序繁琐、耗时长，且外国旅客在不同退税商店的购物退税需分别办理，离境时排队接受海关验核，才能办理退税导致约23%的境外旅客放弃退税。面对这一困境，202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发布《关于推广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的公告》，将“即买即退”服务从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浙江等试点地区推广至全国。新政采用“即买即退”模式，将退税环节前置到购物现场，境外旅客在离境退税商店购买商品后，即可在集中退付点现场直接领取退税款，实现“购物即退税”。此外，新政打破了传统退税模式的地域限制，境外旅客可在“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一站式办理退税。他们只需提供预授权担保，便可提前获得与退税款等额的预付金，离境时仅需海关核验商品，无需再为跨店购物而多次提交申请，大大提高了便捷性。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国内离境退税商店数量已超过1万家。今年前8个月，享受退税人数同比增长247.8%，退税商品销售额及退税金额同比分别增长97.5%和96.9%。除北京外，其他入境游热门城市也在提升境外旅客购物体验上持续发力。上海依托智慧税务系统优化流程，上线“开单预录”功能；深圳推出“一单一包”免拆封验核模式，加快拓展离境退税陆路口岸覆盖范围，优化退税商店商品结构，推进智能验核系统建设；成都则推出离境退税电子地图，通过商圈多语种服务提升体验。预计未来，全国更多省市的离境退税商店将陆续接入“即买即退”系统，为构建全国“友好、高效、便捷”的旅游消费环境注入新动能。

　　海南自贸港实施了包括零关税政策、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突破性政策，旨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最突出的是实施“零关税”清单管理：对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口商品实行“正面清单”免税，企业自用生产设备、原辅料等享受“负面清单”管理下的免税政策。第二是调整升级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自2020年7月1日政策调整以来，旅客离岛免税购物额度从3万元提高至10万元，单件商品8000元免税限额被取消，免税品类扩展至45种。据海口海关统计，新政实施五年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累计达1958.2亿元，购物人数达2858.9万人次，购物件数达2.4亿件，与前五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315.3%、123.3%和288.8%。今年，为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11月1日起，对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进行调整升级。允许服装服饰、咖啡、茶等国内商品进入离岛免税店销售，并按照离岛免税政策享受增值税、消费税退免。同时，新政将离岛免税商品范围从45类扩大至47类，新增宠物用品、便携式乐器等品类。小家电品类新增扫地机器人、吸尘器等；电子消费产品品类新增数码摄像摄影器材及配件、两件微型无人机；平板电脑品类新增鼠标、键盘等数码配件。在监管创新方面，海南首创‘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殊监管模式，对境外货物入港实施便捷通关，出港至内地则按进出口货物管理。同时，试点开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业务，允许进口尚未在国内注册的临床急需药品。这些举措既保障了国门安全，又显著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全国自贸区建设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

　　为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我国税收政策改革正深入探索。未来发展方向旨在通过减轻居民税负、创新税收服务模式、优化税制结构等手段，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促进消费升级并引导合理消费。

　　未来的税制改革可能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优化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为了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可考虑提高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制度设计上，应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如子女数量、教育阶段及老人年龄等，设置差异化扣除额度，以更精准地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同时，应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消费物价指数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年度调整，确保制度时效性。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通过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税率，并扩大3%和10%低税率的适用范围，可以有效减轻其税收负担，实现“提低扩中”的目标。这一调整有助于构建更健康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增强消费者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意愿。推进税收“放管服”改革，助力“夜间经济”。 针对“夜间经济”等具有特殊经营模式（如营业时间特殊、经营主体流动性强、用工灵活）的新兴业态，税务部门应以此为契机，构建智慧税务服务体系，利用“二维码即扫即办”和人工智能自动填单等技术，简化经营主体的税务登记流程，提高效率；提供线上远程帮办、设立夜间经济专属服务区以及推广数字化申报纳税等服务，以适应夜间经营的特殊需求；构建“信用+风险”监管体系，根据纳税主体的信用评级提供差异化服务，例如对高评级主体提供更便捷的税务申报和发票核定服务，从而在优化税收服务的同时，推动夜间经济的健康发展。优化民生类消费品增值税制度。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是促进消费升级的前提。因此，有必要优化民生类消费品的增值税制度，以减轻其税负。目前，我国增值税实行多档税率，其中粮食等农产品、自来水等商品适用9%的税率，而汽车、家电、药品等则适用13%。未来改革可考虑适当降低部分民生消费品的税率，甚至对部分基础生活必需品实行零税率。通过减轻增值税负担，可以有效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使其在满足基本需求后，有更强的能力和意愿进行消费升级，从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准入制度的核心在于确保各类经营主体能够依法依规进入市场并参与竞争。自2018年全面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以来，我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深层次的障碍——‘隐性门槛’问题依然突出。

　　部分行业准入的资质门槛过高。以行政许可为前置条件的行业准入，仍存在‘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等障碍，企业准入面临重重困难。尤其是在新兴产业领域，现行的管理框架难以满足其快速创新发展的需求。在公共服务等特定领域，过高的资质要求实际上造成了垄断，将社会资本拒之门外。

　　政府采购和招投标领域存在准入前置壁垒。许多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采购或招标过程中，习惯采用‘先入库、再招标’的模式。这种做法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因未进入官方或内部的‘入围库’‘资格库’，而在源头上丧失了投标资格。再如隐性的分类评级标准，致使初创企业因规模、资质等要素不达标而被拒之门外。

　　备案制改革难以摆脱变相审批。部分经营许可虽已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备案审批化’现象却愈发普遍。一些部门在备案事项中附加了实质性审查要件，让“备案”徒具虚名；还有一些地区在备案前设置“合规性预审”或“技术性审核”，实则变相恢复了前置审批。更有甚者，将事后监管的‘双随机’抽查提前至备案前开展评估，这种‘事前管控’额外增加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和运营负担。

　　“能准入，难融入”的困境。在垄断行业改革中，民营资本虽能在形式上获得准入资格，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因缺乏话语权和自主权，面临结算困难、收益受限等问题。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为例，民营企业通常难以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限制了其长远发展。

　　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地域性壁垒是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商业纠纷中，司法管辖的区域性影响仍未完全消除。部分地方政府在政策扶持和公共采购方面，对本地企业存在明显倾斜，导致外地企业难以获得同等待遇。

　　为打破这些隐性壁垒，2025年4月，经中央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旨在进一步推动“非禁即入”原则的落实。该版本重点清理了地方性法规、规章中与市场准入制度相悖的规定，并整治了各类违规设置市场准入障碍的行为。经过多次修订，负面清单的事项已从2018年的151项大幅压减至当前的106项，降幅近30%。这一系列改革已有效放宽了养老、医疗、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准入限制，为各类经营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

　　为破解多头执法、重复检查、高频次检查等执法难题，近期北京、安徽等多地试点推进“综合查一次”监管改革，提升监管效能并减轻企业负担。北京市于2025年7月启动一体化综合监管“综合查一次”试点工作，这是继2024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推进一体化综合监管改革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该试点工作要求多个行政检查主体按照“能协同尽协同”的原则，对同类检查对象开展联合检查，以实现“无事不扰、无处不在”的监管，助力企业发展。作为全市首批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试点的区域，海淀区结合区域特点，将45户独角兽企业、1000余户人工智能企业及华熙商圈近百户商家纳入首批“综合查一次”试点范畴。此前，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区事中事后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已统筹全区59个行政检查主体共同制定行政检查任务1033项，从源头压缩现场检查量。此次，通过构建“拟定检查意向—共享检查安排—协同部门加入—整合检查时间—确认联合检查行程”的全流程协同机制，推动各部门打破信息壁垒，实现联合行动，进而一次性高效完成多项检查任务。

　　在积极推进“综合查一次”试点工作的同时，海淀区同步开展“无事不扰”企业清单管理工作，充分发挥信用约束激励作用，已分三批确定“无事不扰”企业清单。目前，已将2.6万余户风险低、信用好的企业纳入“无事不扰”清单。除投诉举报、专项检查等法定情形外，各部门原则上不再主动上门检查企业，最大程度降低现场检查频次，切实为企业“减负”。对于确需检查的，则将相关检查事项统一纳入“综合查一次”流程，为企业营造更加宽松、有序的发展环境。2025年1月至7月，海淀区行政检查总量9.9万次，较去年同期下降60%，月均检查量从2024年的3.56万次降至1.41万次。其中，非现场检查占比达71.79%，问题发现率达25.85%，有效减少了重复扰企现象。多家企业纷纷表示，这一创新监管模式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迎检负担，使企业能更专注于日常运营，有效提升了经营便利性，并增强了企业对监管工作的认可度。对监管部门来说，“综合查一次”模式有效促进了监管资源的整合，显著提升了监管效能。借助综合监管信息系统，监管部门实现了检查安排的线上统筹与高效调配，确保了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化，进一步提升了监管效能。未来，“综合查一次”、 “无事不扰”的试点工作有望被应用于我国更广阔的营商环境中，持续为优化营商环境添砖加瓦。

　　调整假期频率。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在激发服务消费新增量的措施中，提出优化学生假期安排，完善配套政策。在保持放假总天数和教学时间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根据气候条件、生产安排及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情况，科学调整学年教学和放假安排，探索设立中小学春秋假，适当缩短寒暑假时长，以增加旅游出行等服务消费时间。

　　目前，全国已有江苏、浙江、广东等7个省区市开展中小学春秋假制度试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施模式。杭州作为最早试点城市，今年部分城区秋假最长可达11天；佛山计划实施3天秋假和2天春假；恩施则规定每年春秋假各不少于1周。这项制度创新将传统假期重新分配，形成两学期四假期新格局，既能让学生获得学期中段休整，也为研学旅行创造了时间窗口。从教育规律的角度审视，学期中段的适度休整契合青少年认知发展的特点，有助于缓解学习疲劳、提升学习效率；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出发，错峰出行不仅能够缓解旅游旺季的压力，还能激发淡季服务消费的活力，推动旅游业实现均衡发展；从家校协同的角度考量，倘若学生假期能与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实现有效衔接，将为亲子互动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学生假期的调整需因时因地制宜，既要保障教学质量与学生权益，又要兼顾不同地区的气候特征与产业需求，最终构建起科学灵活、多方共赢的假期安排体系。

　　（1）既有政策落地效果及后续增量政策出台进展不及预期，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策的理解不透彻、落实不到位。（2）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基本面下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加剧。（3）战略性行业发展周期长，政策性红利出尽后市场预期降温，可能导致短线）美国资本市场波动增大，叠加弱美元环境，A股市场面临潜在情绪面冲击。（5）关税及国际贸易争端升温，国际经贸不确定性加剧。地缘政治摩擦仍未彻底解决，全球安全风险仍未完全解决。

　　首席政策分析师。经济学博士、牛津大学博士后、欧盟访问学者。曾担任中国证监会研究院国际金融部负责人、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驻华代表（养老金与保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顾问专家，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客座研究员。参与或主持多项国际、国家和部委重大经济金融领域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

　　中信建投政策分析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金融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金公司，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政策、金融监管、汇率及外汇储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