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做金年会- 金年会体育- 官网APP裁缝学徒女房东常夸我手艺精那天她突然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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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裁缝常说，深夜不引线年，我十九岁，心气高，只当这是迷信。女房东兰姐平日里对我关照有加，常夸我手艺比师傅还灵。

　　那是一个暴雨夜，兰姐突然敲响了卷帘门。她浑身湿透，怀里死死护着一件暗红色的真丝旗袍，眼神里透着股我从未见过的绝望。

　　“小林，这衣服腰身有点松，帮我改小一点。”她哆嗦着说，“要紧得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拿着皮尺颤抖着靠近，以为这是一场旖旎的艳遇，殊不知，当皮尺勒紧她腰身的那一刻，我已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那时候我十九岁，是个刚进城两年的乡下小子。我爹托了关系，把我送进了城南这条老弄堂，跟着王裁缝学手艺。

　　我师傅姓王，这一片的人都叫他王一刀。这名号不是说他砍人厉害，是说他裁剪布料准，不用画线，剪刀下去，分毫不差。师傅手艺好，脾气却臭，整天板着个脸，像是谁都欠他钱。

　　我们这裁缝铺是个临街的门面，后面连着个小天井，穿过天井是一栋二层的小洋楼。那是兰姐的家。她是我们的房东。

　　兰姐大名叫江兰，三十二三岁，正是女人最有味道的年纪。她不像那些整天围着灶台转的家庭妇女，她身上总有一股子香味，那是雪花膏混合着某种我不认识的香水的味道。

　　那时候街上流行穿那种大垫肩的西装，女人们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方块。兰姐却偏爱穿裙子，特别是旗袍。她走起路来，腰肢一扭一扭的，那胯骨摆动的幅度，能把人的魂儿勾走。

　　这整条弄堂的男人，没事都爱往我们铺子门口凑。有的拿条裤子说要换拉链，有的拿件衬衫说扣子掉了，其实眼睛都往二楼瞟，等着兰姐出来晾衣服。

　　这名字在这一片能止小儿夜啼。听说他是跑长途运输的，倒腾钢材，很有钱。那时候谁家里有台飞人牌缝纫机就算富裕了，兰姐家里却早就装了二十寸的彩电，还有双开门的大冰箱。

　　听街坊邻居嚼舌根，说彪哥在外面还有个家，养了个小的。也有人说，彪哥是在外面惹了事，不敢回来。

　　“做手艺人，心要静。”师傅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头也不抬地训我，“那女人眼神太活，带钩子。你个生瓜蛋子招架不住，离她远点。”

　　我正是火气旺的年纪，每天晚上睡在铺子上面的小阁楼里，听着后面小楼里传来的电视机声，有时候还能听到兰姐哼歌的声音，心里就像揣了二十五只老鼠——百爪挠心。

　　她也不怎么跟师傅说话，师傅那是块石头，那是块木头，跟他说不到两句就没词了。她就爱逗我。

　　我正在给一条裤子锁扣眼。那时候还没有专门的锁眼机，全是手工锁。那是个细致活，得屏住气，一针一针地绕。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她吐出我的手指，嗔怪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水汪汪的，像是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

　　“兰……兰姐……”我结结巴巴，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想把手抽回来，又舍不得。

　　“看把你累的，这一脑门子汗。”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带着香味，在我额头上轻轻擦了擦，“过来，姐给你带了块西瓜，冰镇过的，可甜了。”

　　我那时候脸皮薄，一听这话脸红到了脖子根，只能低着头，看着她脚上那双红色的塑料凉鞋，还有那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脚趾头。

　　“这孩子，真老实。”她笑嘻嘻地看着我，把一块切好的西瓜递到我嘴边，“比你那死板师傅强多了。上次让你帮我改的那条裙子，腰收得真好，穿出去姐妹们都问我在哪做的。我说是我弟弟做的，手巧，人也俊。”

　　每当这时候，我就觉得师傅的话全是屁话。这么温柔知冷知热的女人，怎么在师傅嘴里就成了吃人不吐骨头的妖精？

　　我手里的那块“西瓜”瞬间碎成了影儿，那个充满甜腻香味的午后也像烟一样散了。眼前哪有什么太阳和西瓜，只有被雨水浇得漆黑的窗户，和那扇被敲得“砰砰”作响的卷帘门。

　　我喊了一嗓子，赶紧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甩掉，几步跑到门口。手刚搭上插销，一股透骨的凉气就顺着铁皮传到了指尖。

　　还没等我看清人影，一个湿漉漉的身子就撞了进来。那股熟悉的雪花膏味儿此刻混杂着浓重的雨腥气，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味道，直往我鼻子里钻。

　　她进屋的第一件事不是抖落身上的雨水，而是转身反手，“咣当”一声把卷帘门重新拉到底，又死死地把插销插上。这还不够，她还用肩膀顶了顶门，确定锁死之后，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靠在门板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平日里那个风情万种的兰姐不见了。此时的她，头发像乱草一样贴在脸上，那件平时最宝贝的米色风衣被雨淋得透湿，紧紧裹在身上，显出她正在剧烈颤抖的身子。她的脸白得像纸，嘴唇也没一点血色，只有那双眼睛，亮得吓人，直勾勾地盯着我。

　　她没说话，而是死死抱着怀里的一个包袱。那包袱是用油纸包着的，看得出她护得很紧，身上都湿透了，那包袱却还是干的。

　　“没，回乡下收租去了，明儿个才回。”老实说，看见她这副样子，我巴不得师傅在。

　　听到这话，兰姐那紧绷的肩膀明显松垮了一下。她那种亮得吓人的眼神稍微黯淡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像是庆幸，又像是绝望。

　　“不在也好……不在也好……”她喃喃自语，也不换鞋，踩着一地泥水就往裁剪台走。

　　这件旗袍我认得，是去年秋天师傅亲手做的。那时兰姐刚过三十岁生日，彪哥难得回来一次，甩手扔下一叠大团结，让师傅用最好的料子。那是真正的重磅真丝，红得像血，光泽度极好，当时兰姐穿上它在弄堂里走了一圈，把那一帮老少爷们的魂儿都勾没了。

　　“这衣服腰身有点松，你帮我改小一点。”她盯着我的眼睛，语气急促得不容商量，“现在就改，马上就要。”

　　我愣住了，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姐，这都快十一点了。而且这真丝不好改，拆线容易留针眼，得慢工出细活，要不你放这儿，明天……”

　　兰姐根本不听我解释，她把怀里的旗袍往我也怀里一塞。那料子冰凉冰凉的，上面还带着她的体温和那股子熟悉的雪花膏味，只是现在这香味里混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土腥气，像是刚从地窖里翻出来的。

　　她说完，也不等我答应，直接绕过案板，钻进了后面那块用来遮挡试衣间的蓝布帘子。

　　帘子后面传来了窸窸窣窣脱衣服的声音。那是湿衣服从身上剥离的声音，沉闷、滞涩。接着是布料摩擦皮肤的声音，还有她极力压抑的喘息声。

　　那时候年轻，没见过什么世面。脑子里全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我想起隔壁二大妈说的，兰姐是个狐狸精。我想起彪哥那双总是带着血丝的眼睛。我想起师傅那句“离她远点”。

　　我赶紧答应着，手忙脚乱地去拽那个吊在顶棚上的灯泡。那是那种老式的拉线开关，绳子上积了一层黑乎乎的油泥。

　　我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这是生意，这是手艺，这是师傅不在我必须要扛起来的活儿。

　　那旗袍是大红色的，但不是那种喜庆的红，而是那种深沉的、暗哑的红，像干涸的血迹，又像陈年的红酒。

　　我以前总觉得兰姐身材好，丰满、圆润。可现在，那衣服在她身上松松垮垮的。尤其是腰那里，明显空出了一大块。

　　镜子里的兰姐，脸色惨白，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眼圈乌黑，像是几天几夜没合眼。但她的眼神很亮，亮得吓人，像那种被逼到绝路的小兽。

　　“姐，那样不好看。”我试图用专业的角度劝她，“真丝没弹性，做得太紧，坐都没法坐，一动就会裂开。”

　　她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她的指甲深深陷进我的肉里，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不坐。”她死死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就站着。你就给我照着让我无法呼吸那样改。听懂了吗？”

　　我被她的眼神吓住了。那不是生气，那是恐惧，是绝望，还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决绝。

　　以前给别的女顾客量身，我都是尽量避嫌，手指头能不碰就不碰。可这次不行。她要紧，我就得勒。

　　“姐，真不能再收了。”我抬起头，却看见她正闭着眼睛，仰着头，一脸的享受。

　　那种表情很怪异。像是在忍受极大的痛苦，又像是在这种痛苦里找到了某种解脱。

　　“小林，你知道吗？”她突然开口了，声音飘忽，“这件衣服，是我结婚那天穿的。”

　　“彪子那天喝多了，把酒泼在我身上。”她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那个摇晃的灯泡，“他说，穿红的好，穿红的喜庆。以后日子红红火火。”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能继续低头摆弄那些别针。我得把多余的布料别起来，定好位置，然后再上缝纫机。

　　兰姐突然像触电一样弹开了。她一把捂住那个位置，警惕地看着我，眼神凶狠得像要吃人。

　　“那……那是衬布没平整……”我撒了个谎，心脏狂跳。那绝对不是衬布，衬布没那么硬，也没那么厚。

　　那是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黑色的机头，金色的花纹。脚踏板踩上去，“哒哒哒哒”的声音就在屋里响了起来。

　　兰姐就站在镜子前，身上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裙。她抱着肩膀，看着窗外黑漆漆的雨夜，一动不动，像尊雕像。

　　我看见她的领口敞开着，锁骨下面，有一块青紫色的淤痕。那形状，像是个手掌印。

　　“小林。”她抓着我的胳膊，指甲掐得我生疼，“如果有人问你，今晚有没有见过我，你怎么说？”

　　“没出事。”她松开我，深吸一口气，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能出什么事？就是跟那个死鬼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我想去南方，去深圳，那边没人认识我。”

　　那旗袍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贴在她身上，勾勒出每一寸曲线。她深吸了一口气，胸口剧烈起伏，那扣子绷得紧紧的，好像随时会崩开。

　　不是敲卷帘门那种哗啦啦的声音，是有人用拳头，一下一下，沉重地砸在卷帘门最中间那根横梁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