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眼中一心做学问尖子生偷听西方广播81年金年会- 金年会体育- 官网APP制造轰动京城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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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的北京，四月底还裹着料峭的凉意，4月30日清晨6点，西单新华书店附近的早点摊主发现书店的卷闸门纹丝不动，往日这个时候，值班员宋文成总会早早拉开门打扫卫生，有时候还会过来吃早点，摊主觉得情况有些反常，过去敲了半天门，里面没动静，再一仔细探听，里面好像有微弱的声，摊主觉得不对劲，立刻跑到附近的西单派出所报案。

　　当时的派出所还没有对讲机和警车，值班民警蹬着二八自行车一路猛蹬到书店，撬开锁的那一刻，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昏暗的灯光下，60岁的值班员于世业倒在值班室的地上，头破血流，意识模糊，而另一名值班员宋文成则倒在书店的货架旁，早已没了呼吸，现场的狼藉让见惯了刑事案件的老民警心头一沉，回到派出所后，立刻用手摇电话向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汇报了案情。

　　清晨的西单大街上，公安干警快步穿梭，拉起了简易的警戒线，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窃窃私语的声音里满是惶恐，谁也想不到，在京城最繁华的西单商圈，会发生这样的恶性命案。

　　刑侦技术人员赶到后，立刻开始了现场勘查，他们首先对书店的出入口进行勘验，卷闸门的锁芯完好，值班室的木门和窗户也无撬压痕迹，门框与锁具上没有任何外力破坏的划痕，这一发现让勘查人员更加确定凶手并非从正门进入。

　　抬头望向书店顶部的天窗，技术人员发现天窗的一块玻璃边缘有明显的金属撬压痕迹，呈弧形凹陷，窗沿的铝合金边框上还留着一道长约5厘米的金属划痕，经比对，划痕的纹路与常见的钢管撬棍相吻合，显然凶手是用金属工具撬动玻璃后翻入书店，而天窗下方的木质横梁上，还留有一枚清晰的灰尘掌印，掌纹纹路纤细，指节处的印痕较浅，技术人员立刻用指纹刷轻刷提取，装入贴有标签的牛皮纸袋。

　　随后，技术人员又对现场地面进行了细致勘验，书店的水泥地面上，能清晰看到两种杂乱的足迹，一种是血袜印，一种是血拖鞋印，血袜印的纹路因受力不均呈现出前掌深、后跟浅的特征，边缘整齐，说明凶手是将袜子直接套在脚上，未穿其他鞋具，血拖鞋印则与值班室里的塑料拖鞋纹路完全一致，应是凶手作案时慌乱中穿上值班员的拖鞋所致。

　　技术人员用卷尺精准量下了足迹的尺寸，鞋印长度25厘米，推算出凶手的身高在170厘米左右，体型偏瘦，同时在足迹清晰的区域撒上石膏粉，进行制模提取，将完整的足迹痕迹保存下来，便于后续比对。

　　而在书店的屋顶，技术人员还发现了一串连续的灰尘足迹，从屋顶边缘延伸至天窗处，足迹的步幅较大，步宽较窄，能看出凶手攀爬时的动作敏捷，步伐沉稳。

　　现场的指纹提取工作同样细致，技术人员用猪鬃指纹刷蘸取铝粉，在值班室的桌沿、抽屉把手、收银台的铁皮柜上，以及天窗的玻璃边缘、货架的玻璃挡板上进行轻刷，先后提取到数枚清晰的汗指纹，这些指纹的纹线清晰，特征点明显，均为左手和右手的指腹指纹，判断是凶手作案时触摸留下，技术人员将提取到的指纹样本小心固定在指纹卡上，第一时间送往市局指纹库，与近十年的案犯纸质指纹档案逐一比对。

　　在现场勘查中，最让人意外的是，书店的财务室里，一个用旧报纸包裹的两万余元现金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抽屉未上锁，也无撬动痕迹，值班员宋文成的口袋里还有一块上海牌手表和五十六元零钱，于世业的口袋里也有十几元零钱，均完好无损，凶手在现场的翻动非常有限，只是在值班室的桌柜和收银台处简单翻找了几下，铁皮柜的锁芯有轻微的撬动痕迹，但并未撬开，地面散落着几本被碰落的书籍，书页上沾有零星的血点，显然凶手的目标并非单纯劫财，作案时也较为慌乱。

　　技术人员在现场还提取到两根沾着血迹的金属凶器，一根是长约30厘米的无缝钢管，管身锈迹斑斑，一端沾有暗红色的血迹和少量灰白色的人体组织，另一根是木柄羊角锤，锤面布满血迹，锤柄上还留有一枚模糊的血指纹，经法医现场初步化验，凶器上的血迹与两名被害人的血型完全一致，正是造成宋文成死亡和于世业重伤的凶器。

　　现场勘查的同时，法医也在现场进行了初步尸检和伤情鉴定，于世业被紧急送往协和医院前，法医确认其头部有三处钝器伤，颅骨有轻微骨裂，为重度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即便脱离生命危险，也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

　　而宋文成倒在距离值班室三米远的书架旁，头部有七处钝器伤，颅骨碎裂，脑组织外溢，当场死亡，地面上的血迹呈喷溅状，从值班室门口延伸至宋文成倒地的位置，还能看到几处拖拽的血痕，判断宋文成是在值班室被袭击后，试图挣扎逃跑时又遭重击，法医根据血迹的凝固程度和尸体的僵硬状态，结合现场环境温度，精准判断出作案时间在4月30日凌晨1点至3点之间。

　　现场勘查、尸检结束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立刻成立了4·29专案组，由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担任组长，专案组在西单派出所的临时会议室里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干警们对着现场的勘查报告、指纹卡、足迹石膏模型和凶器照片各抒己见，综合所有线索，专案组对凶手做出了初步画像：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身高170厘米左右，体型偏瘦，身手敏捷，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和反侦察意识，并非惯犯，因为作案手法虽凶残但略显生疏，撬动收银台时手法笨拙，对现场的翻动没有明确的目标，且对西单周边的环境非常熟悉，大概率是西单附近的高校学生、机关单位职工或居民区的居民，结合凶手能徒手爬上天窗，且反侦察意识强，专案组判断，凶手很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甚至可能是在校大学生，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只有受过教育的群体，才会接触到反侦察的相关知识。

　　基于这一判断，专案组立刻划定了摸排范围，以西单新华书店为中心，向周边三公里内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十余所高校，以及数十家机关、工厂、居民区展开拉网式排查。

　　当时的北京还没有社区网格化管理，摸排工作全靠民警、联防队员和居委会大妈挨家挨户走访，专案组将摸排人员分成几十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片区，拿着凶手的身高、体型特征，逐门逐户地询问，记录每一个可疑人员的信息，甚至对高校宿舍的每一位男学生都进行了初步排查，核对案发当晚的行踪。

　　干警们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可接连几天的摸排，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指纹比对也未有收获，专案组的压力越来越大，市局下达了限期破案的命令，而西单街头，因为这起凶案，原本热闹的商圈变得异常冷清，晚上八点不到，街边的店铺就纷纷关门，市民们出门都结伴而行，案件的侦破，成了整个北京城的期待。

　　而这起案件的凶手冯大兴，此时正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宿舍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还和同学讨论着考研的复习计划，没人能想到，这个平日里不修边幅、一心做学问的法语尖子生，会是那个深夜行凶的恶魔。

　　冯大兴时年26岁，父母都是国家干部，他的人生轨迹原本一路顺遂，1964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学习法语，七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工作，1972年被送到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代培，两年后回到旅行社担任法语导游，1978年，他以412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成为带工资上学的大学生。

　　在外语学院，他是班里的尖子生，法语口语和笔译都名列前茅，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个“做学问的人”，平日里不尚吃喝，不追求打扮，一心备战国际法研究生考试，所有人都认为他前途无量。

　　可谁也不知道，这个看似朴实的高材生，内心早已被膨胀的利己主义吞噬，他在日记中曾写下“我世界观的基色是在北京大学打的”，十七八岁的世界观形成阶段，恰逢在北大学习的他受错误思潮影响，将极端利己的观念奉为真理，甚至觉得“世界上人人都在为自己，最可靠的只有自己”。

　　十年风暴结束，时代渐渐步入正轨后，他没有及时纠正自己的思想，反而陷入了迷茫，觉得自己的“精神支柱垮了，理想的冰山化了”，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怀疑。

　　他开始刻意躲避学校的政治课和集体政治学习，却私下大量收听外国电台广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书刊，不加分析地接受其中的利己主义思想，甚至在日记里摘抄“四个基本原则是四条棍子”等错误言论，内心的贪欲也随之不断膨胀。

　　他丢了一架照相机，就想换一架更好的；为了收听外国电台，就想购买高档的收录机；想出去旅游，想吸引异性的注意，这一切都需要金钱，而他虽然带工资上学，经济并不拮据，却不愿通过正当途径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反而觉得“不干则已，一干到底”，把盗窃当作一场“博弈”。

　　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把这场精心策划的盗窃行动取名为“攀登新高峰”，在4月10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在‘五一’前准备‘攀登新高峰’，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因为一通则百路通，一休则百事休，身败名裂，置之度外而已。生命在于‘一搏’，不是一蹴而就，就是一蹶不振，这样干才痛快。”

　　字里行间满是偏执和疯狂，他甚至还把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的呼号“虑虑虑”写在日记里，将其定为盗窃成功的目标，足见其犯罪准备的深思熟虑。

　　为了这场“攀登新高峰”，冯大兴做了充分且细致的准备，他提前半个多月就开始多次到西单新华书店踩点，不仅观察书店的营业时间、值班人员的作息规律，甚至特意留意了天窗的位置、屋顶的承重以及周边的监控死角，还在宿舍楼下的空地上反复练习攀爬技巧，确保能顺利从天窗翻入书店。

　　他还提前准备了钢管、锤子等作案工具，将其藏在帆布背包里，甚至特意准备了一双深色袜子，计划作案时套在脚上避免留痕。

　　1981年4月29日傍晚，冯大兴身背作案工具，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宿舍出发，乘坐公共汽车来到西单，彼时的西单大街华灯初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让他轻易地隐藏在其中，他在西单商场附近的小巷里待到晚上十一点，等街上的行人渐渐散去，才开始实施自己的犯罪计划。

　　他的第一步行动，是撬开了西单商场内的一间职工宿舍，偷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一副墨镜和一个民警帽徽，或许是想借着民警帽徽混淆视线，也或许是为了试探作案的手感，得手后他并未停留，而是立刻绕到新华书店的背后，凭借着提前练习的攀爬技巧，徒手爬上了书店的屋顶，用随身携带的金属工具撬动天窗的玻璃，翻入了书店内部。

　　他原本以为深夜的书店只有值班人员在睡觉，想趁其不备偷些钱财，却没想到刚走到值班室门口，就被起夜的值班员宋文成发现，宋文成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职工，平日里做事认真负责，听到动静后立刻起身查看，看到陌生的冯大兴，他立刻大喊着上前抓捕，冯大兴见状，立刻从背包里掏出钢管和锤子，朝着宋文成的头部猛砸过去，宋文成猝不及防，当场倒地。

　　另一名值班员于世业听到动静后，也从床上爬起来反抗，年近六十的于世业拼尽全力和冯大兴搏斗，却因年事已高，不是年轻力壮的冯大兴的对手，头部也遭多次重击，倒在地上失去了反抗能力。

　　冯大兴见两人一死一伤，顿时慌了神，他原本只是想盗窃，从未想过杀人，可此时已经无法回头，他慌乱地在值班室翻找了几下，连办公桌抽屉里的两万余元现金都没发现，就匆匆忙忙地从天窗翻出书店，逃离了现场。

　　逃离后的冯大兴，一路慌不择路地跑，身上的蓝色卡其布制服溅满了血迹，他不敢走大路，只能绕着狭窄的胡同跑，最终跑到了西单体育场东边的公共厕所里，在厕所的隔间里，他匆忙脱下沾血的制服和袜子，用随身携带的手帕简单擦拭身上的血迹，将凶器、沾血袜子和偷来的民警帽徽藏在厕所的天花板夹层里，又把半导体收音机和墨镜塞在背包最底层，这才稍作平复离开。

　　他以为自己的反侦察措施做得天衣无缝，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向自己的线索，却没想到，他的异常行踪，最终还是被专案组的摸排人员注意到了。

　　随着摸排工作的深入，专案组将北外列为了重点排查对象，因为该校距离西单新华书店仅两公里，且完全符合“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性”这一凶手特征，学校的保卫科立刻配合警方展开排查，逐班逐宿舍核对学生案发当晚的行踪。

　　老师们向民警反映，冯大兴在4月30日之后，神色异常，总是魂不守舍，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眼神飘忽，还莫名其妙地向辅导员请假不去上课，手上和胳膊上还有几处不明的抓伤和淤青，像是搏斗时留下的；同学们也说，冯大兴案发后突然把自己常用的帆布背包藏在了床底，还在深夜偷偷用凉水洗那件蓝色卡其布制服，洗得极其仔细，反复揉搓衣服的领口和袖口，像是想洗掉什么痕迹，甚至还把洗过的衣服藏在衣柜最深处，不愿让别人看到。

　　这些异常的举动，让摸排民警立刻将冯大兴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专案组立刻安排两名便衣干警对冯大兴进行秘密跟踪，观察他的行踪。

　　干警们伪装成在校学生，在冯大兴的宿舍楼下、教室门口、食堂里全程蹲守，发现他在案发后的几天里，多次趁课间或傍晚偷偷跑到西单体育场附近，形迹十分诡异，每次去都会进入那间东边的公共厕所，停留十余分钟才出来。

　　专案组判断，冯大兴很可能是想回去藏匿或销毁作案工具，于是决定在该厕所周边布控，安排多名干警伪装成路人、摊贩，等待合适的时机实施抓捕。

　　1981年5月18日傍晚，冯大兴再次身背大背包，从学校出发前往西单体育场东边的公厕，他以为自己的行踪无人知晓，却不知身后早已跟着几名便衣公安干警。

　　当他进入厕所隔间，站在马桶上准备从天花板夹层取出藏匿的物证时，干警们立刻冲进隔间，堵住了他的去路，公厕里的灯光昏暗，冯大兴看到围上来的蓝布制服，瞬间脸色煞白，他想反抗，想转身从窗户逃跑，却警们一把按在墙上，背包掉在地上，里面的半导体收音机、墨镜、民警帽徽还有沾着暗红色血迹的袜子掉了出来，这些物证与案发现场的线索完全吻合，沾血袜子的尺寸也和现场的血袜印分毫不差，钢管和锤子上的血迹也经法医重新化验，与被害人血型完全匹配。

　　面对干警的质问，冯大兴起初还想抵赖，声称自己只是路过厕所，这些东西是捡来的，可当干警拿出他的足迹石膏模型比对报告、现场提取的指纹与他的指纹比对一致的鉴定结果，以及从他宿舍床底搜出的作案工具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低下了头，一言不发。

　　随后，干警们对冯大兴的宿舍进行了全面搜查，从他的书桌抽屉里找到了那本关键的日记，以及他提前绘制的西单新华书店地形草图，草图上清晰标注着天窗、值班室的位置，甚至还标注了值班人员的休息时间，这些铁证，让冯大兴无从辩驳。

　　抓捕后的审讯工作，在西单派出所的审讯室里进行，审讯室里只有一张斑驳的木桌，两把椅子，一盏昏黄的台灯，冯大兴坐在椅子上，双手被铐住，起初他还拒不认罪，试图用自己的高学历、过往的优秀表现以及“备战研究生考试无暇作案”为自己辩解，甚至声称自己“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不可能杀人”。

　　可专案组的干警已经掌握了全部证据，不仅有现场的物证、足迹比对、指纹吻合的鉴定，还有从他宿舍里搜出的日记、地形草图，日记里那些关于“攀登新高峰”、“五一前一搏”的疯狂文字，成了指证他犯罪的铁证。

　　在一件件铁证的层层追问下，冯大兴终于放下了所有抵抗，开始断断续续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言语间满是慌乱与悔恨，偶尔还会停顿下来，双手撑着额头，声音沙哑地诉说着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供述，自己从三月底就萌生了盗窃的念头，当时丢了相机想换台新的，又看上了商场里的高档收录机，靠每月的工资攒钱实在太慢，便动了歪心思，选西单新华书店是因为观察到这里地处闹市，白天人多但深夜安保薄弱，且只有两名年老的值班员，动手的成功率高。

　　从三月底到四月底，他先后七八次假装到书店买书，实则踩点，摸清了两名值班员的作息——晚上十二点后会休息，宋文成夜里有起夜的习惯，于世业则睡得较沉，也看清了书店天窗的位置和屋顶的攀爬路线，甚至还特意观察了周边胡同的走向，为逃跑做准备。

　　他还坦言，自己一直刻意躲避学校的政治课和集体学习，打心底里觉得这些“没用”，在北大代培时受反动思想影响，便觉得“人都是为自己活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平，只有自己靠自己”，拨乱反正后，他不仅没有醒悟，反而觉得自己被“欺骗”了，精神支柱彻底垮了，于是开始怀疑一切，私下里天天收听外国电台，看西方的书刊，摘抄那些否定社会制度的错误言论，还觉得“四化没希望，努力也没用”，这些想法他从未跟任何人说过，哪怕是父母，只是埋在心里，慢慢让自己的内心被自私和贪欲填满，他甚至觉得，盗窃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而是一场对自己的“博弈”，把这场行动取名“攀登新高峰”，就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还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呼号写在日记里，觉得这样的“谋划”才够“高明”。

　　谈及作案当晚的经过，冯大兴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他说撬开西单商场职工宿舍只是一次“试探”，想着偷点小东西练练手，也看看自己的反侦察手法是否管用，得手后心里越发侥幸，便壮着胆子翻入新华书店。

　　他原本计划轻手轻脚找到财务室拿了钱就走，没想到刚走到值班室门口，就被起夜的宋文成发现，宋文成大喊着“抓小偷”还伸手去抓他的胳膊，那一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被抓，一旦被抓，自己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即将到来的研究生考试，光明的前途就全毁了，慌乱中他掏出背包里的钢管，朝着宋文成的头部砸了过去，只是想把人打晕，不让他喊人。

　　可于世业听到动静后立刻从床上爬起来，抄起板凳朝他砸来，他更是慌了神，又拿起锤子朝于世业挥去，直到两人都倒在地上，看到地上蔓延的血迹，他才意识到自己下手有多狠，当时腿都软了，连翻找财务室的心思都没了，只想着赶紧跑，甚至从天窗翻出去时，还差点因为脚滑从屋顶摔下去，跑向公厕的路上，他一路都在想，只要把凶器藏好，把血衣洗干净，警察就查不到自己头上。

　　他还供述，回到学校后，他表面装作若无其事，和同学讨论考研复习，实则夜里根本睡不着，一闭眼就是两名值班员倒地的样子，洗血衣时，看到水里的红色，手抖得连肥皂都拿不住，上课也总觉得老师和同学在盯着自己，后背直冒冷汗。

　　他多次跑到西单体育场的公厕，只是想确认藏匿的凶器和物证有没有被发现，也想过把东西扔掉，可又不敢走远，怕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只能一次次去看，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警方根本不会怀疑到一个名牌大学的尖子生身上。

　　说到这里，冯大兴捂着脸哭了起来，他说自己知道错了，对不起死去的宋文成，对不起重伤的于世业，更对不起养育自己的父母和悉心教导他的老师，自己学了十几年的法语，原本有机会考上研究生，有机会用自己的专业为国家做些事，却因为自己的自私和贪欲，亲手毁了一切，不仅害了别人的家庭，也让自己身败名裂，走到了这一步，他愿意接受法律的任何制裁，只是后悔当初的一念之差，让自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随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盗窃罪、故意杀人罪对冯大兴提起公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现场物证、法医鉴定报告、冯大兴的日记及供述笔录、指纹和足迹的鉴定报告等全部证据，冯大兴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未提出任何辩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冯大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为抗拒抓捕、灭口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数罪并罚，判处冯大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1年9月1日，冯大兴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全校师生都感到震惊和惋惜，学校立刻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通报案件详情，反思思想教育工作中的问题，谁也想不到，这个前途无量的法语尖子生，会以这样的方式落幕。

　　这起案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北京日报》记者诸有琼、高钢等深入采访，刊发了深度报道，详细剖析了冯大兴的思想蜕变过程，引发了全社会关于“才华与道德的边界”、“高等教育如何兼顾育才与育人”的大讨论。

　　北京钢院等数十所高校相继召开会议，反思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涣散软弱”问题，全国教育界也以此案为契机，开展了“坚持又红又专，树立正确世界观”的专题教育活动，探讨如何在高等教育中加强思想引导，避免青年学生走入思想误区。

　　人们纷纷反思，为何一个受过十七年专业教育、手握光明前途的高材生，会沦为杀人凶手？在物质需求和道德底线之间，年轻人该如何做出选择？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该如何真正入脑入心，让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社会引发了广泛且深入的思考，也为后来的教育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而这起案件因其作案者的高学历背景、作案性质的恶劣性，以及背后极具时代性的社会反思价值，在2004年被《法制晚报》列入“北京警界百年来10个罪大案犯”榜单，冯大兴与刺杀宋教仁的洪述祖、制造1980年北京站爆炸案的王志刚、建国门枪击案的田明建等一众罪大恶极的案犯同列，成为这份榜单中唯一一名无犯罪前科、受过高等教育的案犯，其人生悲剧让这份榜单的警示意义更显沉重。